四、民国式抗战
理应自九一八事变始，抗日战争便应全面拉开序幕。然而，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对于东北的沦陷却显得泰然处之，高层要员们依旧我行我素，享受着奢华与安逸，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视若无睹，置身事外。
对于日本国民而言，其吞并东北的行径显得过于轻而易举，这不禁让他们萌生了得寸进尺的野心。果不其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将目光转向华北。幸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成功组建了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的序幕随即拉开。
七七事守军
毕竟，日本已然是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我国尚处于尚未完成实质统一的农业大国阶段，这决定了两国军队的战斗力相去甚远。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国内各方势力的心态各异。
一个人或组织对于某一问题的立场，往往与其经济根基紧密相关，亦或是其赖以维生的利益所在。
蒋介石长久以来，始终依赖英美国家的支持，因此在思考问题时，他的视角自然也比其他军阀显得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与其他军阀相较，蒋介石对于击败日本这样一个现代工业强国缺乏信心；然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蒋介石预见到英美势力的介入在所难免，而一旦他们加入战局，日本的败局便已注定。
这无疑凸显了蒋介石的一大优势，这一点在当时并非人人都能察觉，例如汪精卫便未能洞察。因此，在那场后来的战争中，他不幸被日本人吓得心胆俱裂。
在秉持“唯有英美方能取胜”这一逻辑的前提下，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便未将重心放在如何实施有效的抵抗上，而是急于寻求将英美势力尽快纳入抗战的阵营。
蒋介石将中日决战的舞台锁定于上海，此举在军事层面并无明显优势，然而此地设有英美的租界。他意图借此以国军将士的生命代价，向西方列强展示一场政治戏剧，以期最大限度地触动他们的神经，触及他们的利益。
此论点虽不失其理，却似乎忽略了士兵的生命安危。
然而，一个对百姓生命视若无睹的政府，对其士兵生命同样漠不关心，这实在不足为奇。
为出色演绎这场“巨幕剧”，国军在上海早早展开了部署，与日军的兵力对比起初高达4比1，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日军仅3000人）。
然而，国军部署既成，却久拖不前，致使战机错失良机。此情此景，其根本原因不过在于蒋介石顾虑重重，深恐一旦主动出击，将难以获得英美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日军并非无动于衷的愚者，他们迅速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导火索，向上海派遣了加贺号航母及4000名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并伴随十余艘战舰一同抵达。
在长江口之外，一艘名为“加贺”的日本航空母舰，其排水量高达四万吨，已然抵达并待命。该舰的吨位甚至超过了整个中国海军的总和。它不仅为日军提供了强大的舰载机空中火力支援，更曾击沉包括国民党海军的“平海”号、“宁海”号在内的多艘舰艇。
鉴于日本增兵的举动，蒋介石自认为已在英美方面赢得了足够的同情，遂于8月13日发布了发动进攻的指令。
驻守于上海的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87、88师等主力部队对日军位于虹口的基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亦奔赴战场，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力图将敌人驱逐至海上。
“八一三”淞沪战事始。
此刻，战局已错失最佳攻势良机，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由先前的4比1缩减至2比1。同时，上海已基本陷入日本海军军舰炮火的笼罩之下，国军不得不在应对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双重压力下作战。
作为海军领域的翘楚，日本装备了当时全球最强大的舰艇，其舰炮的火力远胜于一般的陆军武器装备。面对这些大口径舰炮的猛烈攻击，我军的陆地防御工事仿佛脆弱如纸，不堪一击。
这无疑是上海不宜成为中日陆军决战场所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对日军猛烈火力的压迫，中国军队的命运悲剧性已成定局。
日本出云号装甲巡洋舰擅自闯入黄浦江，其配备的4门203毫米口径主炮与14门152毫米副炮，使得舰炮齐射时的火力输出远超国军一个师的规模。
在战役初始阶段，国军凭借兵力的数量优势一度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然而，蒋介石心中念念不忘英美调停之事，导致战事时战时停，给了日军扩充兵力、趁机反击的绝佳时机。
随着日本海军陆续派遣援军抵达战场，国军亦不得不源源不断地将兵员增援上海。最终，国军从全国范围内先后投入的兵力累计超过80万，可谓倾尽全力；日军的参战人数亦随之增至20余万。双方不断增兵，淞沪会战由最初的局部冲突逐渐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生死较量。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混乱的局面随处可见。一方面，蒋介石频繁向作战部队下达自相矛盾的指令；另一方面，参与战斗的各路军队因缺乏协调，状况堪忧。毕竟，在此之前，它们均隶属于不同的军阀势力，未曾共同参与过实战演练。
由于协同不足及指挥不畅，新投入战场的部队只能选择在指定区域挖掘战壕，进行原地消极防御，根本无法发挥机动性。此外，国军的防御线布置显得相当业余，缺乏深度的纵深防护，通常是将所有部队集中于最前沿，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协调与配合。
（国军的机枪阵地）
此情此景使得日军在每一次进攻中，仅需突破一线，便能轻易击溃我军整条防线，进而引发国军阵脚大乱；更兼之日本海空军炮火的猛烈压制，我军承受了极其惨重的人员损失。
至十一月初，国军大局已定，蒋介石于撤退与否的抉择上陷入踌躇。恰是这一犹豫，日军迅速收束了包围圈，使得战场上我军错失了最后的撤退良机。
何须迟疑？若继续寄望于英美调停，恐怕将再次错失战机。国军在后续撤退中不幸遭遇日军围剿，损失极为惨重。
在淞沪会战中，国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人数高达约三十万。其中，超过十万人的伤亡发生在撤退的过程中。
电影《八佰》所描绘的四行仓库之战，正是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一场扭曲之战。原本应当撤出的精锐部队，却因意图在即将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上争取同情与维护尊严，而被重新派遣至战场，继续坚守阵地。
四行仓库激战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所有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却是《九国公约》会议上各国对日本的口头谴责，没有一国愿意采取真正的制裁措施。蒋介石长久期盼的英美两国，更是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对于任何可能损害与日本关系的提议，他们一律予以回避。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官兵英勇无畏，彰显了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然而，从技术层面来看，这场会战实则是一场混乱的交锋。八十万大军溃散，致使南京门户洞开，仅仅一个月后，南京城便在日军气势如虹的攻势下沦陷，城内居民惨遭血腥屠杀。
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固有思维并未发生转变。随后，他迁往重庆，仍旧执着地等待着英美势力的介入。
汪精卫在恐惧之中失去理智，未能如蒋介石般依赖“英美将救赎我”的信念。1938年年末，他公然发布“艳电”，带领部队投降，并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以协助日本进行统治，其历史地位堪与秦桧相提并论。
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思路虽判若云泥，实则内在逻辑殊途同归。两人均将中国未来的命运系于列强意志，然而信心之所在各异：蒋介石深信英美将伸出援手，而汪精卫则对此抱持疑虑。这种思维模式，当时亦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
此刻，唯有在陕北的窑洞深处，中国共产党依然坚守着一套在当时看似颇为“另类”的思想体系。
五、中共的思路
即便红军的主力部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后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最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然而这支部队显然并未获得国民政府充分的力挺与支持。
抗战伊始，八路军兵力不过4万余人，装备枪械仅1万余支，平均每四名战士分得一支枪械，且每人所携子弹寥寥，平均仅有6发。
自制炸弹八路军
尽管国军武器装备相较于日军存在显著差距，然而在战斗中，他们尚能凭借之前储备的德式装备进行抵抗；而共军则连弹药都难以充足，更不用说重型武器了，那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以如此寥寥数人，挑战装备精良的数十万日军，在当时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他们毅然踏上华北抗日战场，立志要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土。
众所周知，蒋介石坚信英美会介入战争是支撑他抗战信心的关键，那么我党坚守抗日的信心来源又是何处？抗战胜利的几率究竟如何？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从日本的视角出发，对那场侵华战争进行一番深入审视。
日本全面侵华能否成功？
表面上观之，日本在重工业与军工生产能力，以及军队的整体实力上，皆遥遥领先于民国，至少跨越了一个时代。因此，战事的结果似乎早已不再存有太多悬念。
事实上，历史上不乏强国因弱国而陷入困境的实例。阿富汗，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曾令试图征服它的英、苏、美等强国遭受重创，甚至被戏称为“帝国坟场”。
这是因为，对于侵略者来说，从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跨越至全面征服一个国家，其间尚存一道关键的障碍——统治成本。
能打赢，不代表能稳住。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列强对华侵略的惯用策略通常是凭借一场胜利，随后便签订协议，借此获取巨额赔款及诸多权益，便心满意足。即便在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之际，他们亦未曾试图取而代之统治中国，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统治成本过于高昂。
（延伸阅读：中国曾是熊孩子。）
目前，日本正遭遇何种困境？其起初征服了东北地区，然而，中国政府并未与之达成割让东北的协议。这表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行为是不合法的。
东北移民日本人
若是未来我国得以蓬勃发展，抑或列强觊觎我国成果，意图分得一杯羹，日本或将不得不面临被迫放弃东北的局面。
在全面侵华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始终抱持着期望，渴望中国屈服，签订和约，认可其在华所攫取的一切权益，从而早日终结这场冲突。
然而，问题在于，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便开始逐步树立起现代国家的理念，并逐渐认识到，全体中华儿女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国家利益与每一个人的福祉休戚与共。
再加上日军一路烧杀掳掠，积累了无数的国仇家恨，中国的民意已经不允许政府作出投降的举动了。谁投降谁就是全民公敌，马上会失去对中国的领导地位。
所以日本全面侵华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中国。只要中国人坚持不投降，日本早晚会被拖垮。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民兵的力量被视为取胜的关键，而全民的广泛参与则是确保胜利的根本保障。
《论持久战》- 毛泽东
这正是共产党的“非常规策略”：并非仰赖于列强与权贵，而是选择在民国舞台的边缘，依靠那些鲜有声望的普通民众，与日本人展开一场持久而全面的抗争。
将此理念付诸实践，便成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进行的游击战策略。
八路军游击队在麦田伏击日军。
很多人认为共军的游击战只是一个单纯的战术，谁想用都可以用。当年的国军也是这么想的。
面对共军生动活泼的游击战术，国军亦步亦趋地成立了“别动总队”，然而，派出的国民党游击队却因缺乏粮草、弹药和补给，不久便纷纷投降敌军或沦为山贼。
事实上，我军的游击战并非仅仅是常规的游击战术，其本质实则深植于人民战争的理念之中。维系游击战持久进行的核心，在于赢得广泛民众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基于长期的基层工作累积而成。
小政朝中，大政民间。
昔年背离革命、自毁长城的国民党，终究无缘踏上此途。彼时，他们所依赖的缺乏民众拥护的游击队，亦只能沦为四处流窜的盗匪。
而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则很快将华北沦陷区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开始频繁对日军的占领区进行破坏。
华北地区拥有上亿民众，日军根本无法全面管控。为了尽可能维持治安，他们不得不将兵力分散，驻守于众多县城。原本数十万精锐的野战军团，被迫被改编为治安部队，遍布于辽阔的华北平原之上。
华北抗日根据地图
伪军维持治安行不行？
日军固然期望如此，然而在中国充当汉奸，实乃背离民族共识之举。投身此类勾当，自然难以激发强烈的职业热情，这些人多半只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不过是来打卡签到罢了。
在实战中，伪军的战斗意志显得尤为薄弱。一旦遭遇八路军，他们要么选择远远地胡乱射击数枪后便迅速逃逸，要么干脆选择放下武器，连同自己一并投降。对于日本而言，这些所谓的盟友，实则无异于送给八路军的一份温暖，却成了让人失望的猪队友。
伪军士兵受日本军官发烟。
尽管日军亲自投入战斗，效果亦不尽人意。鉴于八路军在日占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各处布满了他们的耳目，日军的一举一动几乎无所遁形。在此背景下，八路军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
其后果是，单独出城的日军士兵极易遭受伏击。上厕所时可能遭遇枪击，行走途中可能触雷，即便是用餐或休息，也时常遭受冷枪袭击。死亡的方式千奇百怪，而他们想要反击，却苦于找不到八路军主力的确切位置。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战线迅速扩张，加之伤亡不断，华北地区驻守县城的日军平均兵力已从战初的二百余人锐减至百余人。
如此微薄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出城作战。一旦外出，无异于上演空城计，若是八路军来袭，便将面临不战而败的困境。
日军后期县城内龟缩
此时，日军只得蜷缩于县城之内，徒然目睹八路军成功切断周边的交通网络，大肆劫夺各类补给物资。
随着战局进入尾声，华北乡村的反扫荡力量不断增强，而深陷于人民战争汪洋的日军，其补给线日益紧张，饥饿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有日本士兵被迫将手中的武器和枪械换取民众的粮食。
（后期营养不良的日军）
你掌控了某片区域，然而该地区居民对你的指令置若罔闻，反而频繁制造麻烦。更糟糕的是，这片土地资源匮乏，难以开采。因此，这片被占领的土地对你而言，无疑是一笔亏损的投资。
背负着沉重的负资产，日本终将因全面侵华而走向崩溃，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共产党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展至19个，覆盖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亦增至1.25亿。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共产党军队的主力规模亦随之壮大，增至127万余人，同时，民兵队伍也扩充至288万余人。
历经抗日战争的锤炼，共军已不再是昔日那个任由国民党任意欺凌的“吴下阿蒙”。
然而，国军在抗战晚期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就在日本投降前夕的最后一个月，国军竟然一口气丢失了18座城池。甚至到了日本投降的前日，即1945年8月14日，国军依旧未能保住一座县城——广西的全州。
六、选 择
抗战的胜利使得蒋介石的声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内外多方势力的鼎力支持下，他掌握着430万强大的军队，对仅127万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势在必胜的内战。
蒋介石与英美领导人谈笑。
然而，战事仅持续两年有余，他已然被迫开始深思：“如何扭转战局？”……
1948年11月，国共两党在淮海地区（徐州至蚌埠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即将爆发。尽管国军不久前在东北的战局中遭受挫折，但只要在淮海战场上赢得胜利，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仍将保持安全，国军亦将保有继续抵抗与反攻的信心。
满怀信心的蒋介石，对于这场战役的前景，依旧坚定地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
原因显而易见，国军的主力尚存，总计拥有8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此地集结待命。相较之下，解放军的参战兵力仅有60万，且普遍缺乏重型武器装备。毛泽东曾将淮海战役比喻为“一锅夹生饭”。
对国军而言，尽管这并非所谓“绝对优势”，却仍不失为一个优势，正是这样的局面，成为了蒋介石信心的基石。
他忽略了一问题。
查看淮海战役区域地图。
再细观那十年前国军炸毁花园口大堤，由此形成的广阔黄泛区地图：
海战役在黄泛区。
在那洪水肆虐的年代，百姓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即便侥幸未随洪水而去，生活亦难以为继，田地尽被淹没，食物来源断绝。无奈之下，人们只得背井离乡，踏上漫漫逃荒之路。
实际上，在我国近一个半世纪的近代史进程中，广大民众始终处于无奈的境地。此类悲剧屡见不鲜，他们屡次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在这番变革中，广大民众终于握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他们郑重地作出了一项抉择：
超过540万民众推着小车，将他们辛勤积攒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至解放军的战斗前线。
昔日农村的女性们日复一日地承担着纺纱、碾米、磨面的重担，次日拂晓时分，她们便肩负着孩子的重量，带着亲手准备的物资，赶往镇上的仓库与兵站。随后，这些物资便由她们的父亲、兄长以及丈夫们所组成的支援前线队伍，送往战火纷飞的前线。
农村妇女支援战役
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由民众自发组成的支前民工队伍，肩负重任，通过人力运输将2.85亿公斤粮食、730万公斤弹药以及43万公斤猪肉等各式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前线。此外，他们还承担着运送与照料伤员的重任。
在黄泛区，平均每八位民众中便有一位投身于支援解放军的事业。每名解放军战士身后，均有九位民工倾力相助。如此庞大的支援规模，已远超农村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即便如此，广大民众依旧高呼“倾尽家财，支持前线，不畏艰辛，力克万难，誓夺战役胜利”的壮志豪言。
数百万普通民众直接助力解决了解放军的后勤难题。尽管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兵力比例为六十万对八十万，但解放军的六十万兵力几乎全为战斗部队，而国民党的八十万军队中，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人力来承担后勤任务。
蒋介石在权衡“优势”之际，或许未曾料到，国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有六十万之众的解放军，更有数百万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讨伐的民众。
1949年1月，中国大地上最为惨烈的决战画上了句点，国民党军队中的最后80万精锐主力几乎尽数被消灭；与此同时，由于广大民众踊跃参军以及众多国军将士投向了共产党怀抱，解放军的参战部队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有所膨胀，其兵力从60万激增至130万。
民心已定，胜负分明。
1949年4月20日，我解放军正筹备渡江之际，对擅自闯入长江的英国军舰“紫英石”、“伴侣”、“伦敦”及“黑天鹅”发起了炮击。此次行动造成英国海军人员伤亡共计138人。自此，中国领土上再无任何列强得以立足。
3天后，南京解放。
1949年5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即便条件艰苦，选择露宿街头亦不扰民，这一景象使得谁更适合领导中国的答案已无需多言。
历经28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成功荡涤了侵蚀我国的各类暴力团伙，实现了看似遥不可及的宏伟目标。这一成就为中华民族开启了重建现代国家的崭新篇章。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居全球工业品输出国之首，其发电量已超越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而钢材产量更是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总和。
历经磨难而重生的中华文明，正缓缓回归其应有的尊贵之位。
然而，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易为其他国度所轻易复制，毕竟各国所处的阶段各异。许多国家尚处于肃清暴力团伙的初级阶段，尚未迈过这一门槛。
因此，仅仅对比各国的发展数据并无实质性意义。今日之优势未必预示着未来，而当前之劣势亦未必意味着未来的颓势。若要客观地预见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我们还需深入探究其历史发展轨迹。
各异的国家与民族拥有着独特的历程，这些历程塑造了他们独有的共识，也决定了他们在面临重要议题时将作出截然不同的抉择，从而踏上了分歧的道路。
历史的丰富多彩与不可预知性，正是在此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无论如何，一点毋庸置疑，若一国之民面临严峻的挑战且立志战胜，首先须反躬自问：
“谁愿为国家献身？”
七、后 记
最后，我们分享一些技术层面的精华内容，以探讨国民党战斗力为何显得相对薄弱。
国民党在经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自身基层力量悉数削弱之后，便长期陷入了以下两个深重的困境之中：
一个是兵源废了
一个是税源废了
缺乏坚实的基层建设，国民政府难以依靠常规途径招募士兵，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征召壮丁的手段来扩充军队。由此组建的军队，其团队凝聚力与纪律性自然难以令人抱有期望。
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逾180万国军将士通过起义、反正或投诚等途径融入了解放军行列。需知，战前国军的总人数不过区区400余万。
若蒋介石起初便洞悉其麾下部队中约有半数实为“解放军预备役”，或许他便会削减开启内战的信心。
由于基层组织薄弱，国民党对于我国乡村的户籍信息一无所知，更遑论进行有效管理，甚至对于村里居住的人口数量都无从得知。
在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受地方豪绅的控制。国民政府遂与其结为盟友，自居于旁观者之位，将县乡的治理大权悉数委托给这些盟友。
中间商的存在，必然导致差价利润的产生。那些享有政府支持的乡绅巨贾，对农民实施残酷压榨，赚取巨额财富，而国民政府却难以收取到应有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源自于对进口外国商品的关税征收。
容忍低级暴力行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效率的显著下降。
国民党高居精英阶层之上，却对整合四亿农民的生产力显得力不从心。在经济层面，民国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七万个以集市为核心的微型经济体构成。这种现象与先前的古典王朝并无二致。
换言之，国民党试图以古代的经济模式来应对现代的战争挑战，若非表现糟糕，那才真是不可思议。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里，年收入不过寥寥数亿美元。一旦战事兴起，资金告罄，便只能借贷与滥发钞票。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由此陷入崩溃，直至连军饷都难以发放。谓国民党终因贫困而亡，亦不为过。
当然，若放弃基层建设，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国民党丧失其根基，沦为众多军阀及利益集团的合作伙伴。
因此，国民党丧失了其独立性，无法坚守自身的信念，从而也就难以形成任何共识。缺乏共识的组织宛如一盘散沙，成员们虽然表面上隶属于同一政党，实则各自只效忠于自己的领导者，对这一整体并无真正的认同。
国民党实则根植于陈旧落后的帮会体系，非现代政党的典范。在协作之际，此类组织往往如同孩童般，四处奔波，恳求长辈，“看在党国的份上，请伸出援手，扶持兄弟一臂之力”。
那么，他们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党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记载：
“干部们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传授给村民。在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考虑家庭内部的需求，还兼顾到村民已有的劳动力。无论事情大小，共产党员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进行区分。他们所进行的调查和统计之细致，超出了常规标准。在运用道德劝导时，他们也始终关注每个人的良知。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的高效与精准，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基层工作的态度与国民党相较，真可谓天差地别。
中共无疑是一个将民众视为根本依靠的政党。显而易见，选择这一道路起初定是充满挑战，毕竟民众生活困窘，依托民众获取财富的速度自然不及依赖既得利益集团那般迅捷。
存在逻辑。
凭借着民众的坚定支持，我们方能挺起胸膛，与既得利益集团正面交锋；唯有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方能坚守自身的信仰；坚守信仰，方能凝聚共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塑造出纪律严明、执行力出众的现代组织和军队。
这是唯一正确的艰难之路。
秉持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共，在解放区成功荡平了各类低级暴力现象。随着这些地方低级暴力活动的消失，农民的税收负担得以显著减轻，生产力亦随之大幅增强。加之税收直接由中央政府征收，效率显著，故而解放区虽仅有一亿人口，其税收水平却超越了拥有三亿人口的国统区。
拥有了丰盈的粮食储备，中共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以“粮本位”为基准，相较于国民政府法币持续的恶性通胀，其币值显得更为稳固。众多国统区民众纷纷选择将法币兑换为解放区的货币，以保值增值，这一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国统区法币的贬值与崩塌。
当中国共产党将全国广大民众团结凝聚起来，便成就了汇聚全国生产力资源的强大力量。
新中国的经济格局已不再是七万个孤立的小集市，而是逐步演变为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凭借点点滴滴的基层工作，将中国的经济水平从古代成功地引领进入了现代。
在建国后的短短两年间，人民政府的年收入便攀升至四十亿美元以上，与当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相较，已是天差地别。这一经济成就亦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成功抵御十七国联军的入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这就是所谓的“大后期”。
